大众旅游时代真正到来    

——访上海长峰集团董事长童锦泉   

 

 

 

    童锦泉，上海长峰集团董事长。1955年出生于江苏启东，祖籍浙江绍兴。1992年，创办上海长峰集团。曾列201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21位。2017年入选年度风云浙商人物。

    在全国拥有已投入经营酒店客房约1万间、在建约4万间，旗下包括龙之梦、瑞峰、雅仕等几个子品牌，仅在上海，持有经营的物业面积就达到了106万平方米。这份事业上的成功，让童锦泉自20世纪初起就一直名列胡润百富榜前茅，2014年一度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21位。

　　作为上海长峰集团的董事长，他对商业市场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作为祖籍绍兴的成功商人，他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情怀。谈到绍兴的发展，童锦泉认为，在大众旅游已经到来的时代，绍兴应不忘初心，用创新精神充分挖掘、展示绍兴深厚的人文底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讲好绍兴故事。

 

20元做篾匠起家，掷200亿造旅游城

 

　　在上海，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龙之梦”这三个字，但是“龙之梦”背后的长峰集团却并不为人所熟知，知道长峰集团董事长的人更少。童锦泉，就是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掌门人。

　　“你们就称我为老童吧，这样亲切一些。”虽然身家过亿，这位年过六旬的成功商人却一直很低调。在他的公司里，员工们都喊他“老童”。老童极少在媒体上露面，但面对家乡媒体的约访，他还是欣然应允。

　　这样的朴实，源自他的人生经历。1955年，童锦泉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市江夏村一户生意人家，父母在当地开杂货铺，兼做蜡烛加工，他在家里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受制于那个年代的教育资源局限，童锦泉仅上了五年小学。随后，他拿着父母给的20块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当学徒做篾匠。后来又养过蜂，卖过体育用品。

　　童锦泉告诉记者，他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创业时陪着他一路走来的老物件：竹篮、蜂箱、体育用品生产机器，以及满满一箱的手写账本。小到一顿饭吃了哪些菜、花了多少钱，大到一笔体育用品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全部记录在册。“我还记得篾匠做了一年半，我净赚了50元。”

　　1992年初，带着生产体育用品赚来的400万元，童锦泉来到上海，开始进军房地产业，完成了2000多万元的资本积累。1994年6月3日，他注册成立上海长峰房地产公司。1993~2001年间，他参与上海的旧城改造，8年间开发了317.3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包括广为人知的龙之梦购物中心及酒店，这些构成了童锦泉今天资产的主体部分。

　　这些成功，从来不是偶然的。对于商业，老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人生哲学。“做生意的本质当然是为了赚钱，赚钱各有各的赚法，但不论什么行业，都必须勤奋、诚实。原理都一样——符合人性化。”童锦泉认为，任何项目必须围绕着人去做，掌握了人性化的基本原理，然后去做成本核算、定价和优质内容，和消费者之间的协商空间大了，自然就会有市场。

　　明白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2011年正当中国房地产业高歌猛进之时，童锦泉为何会对实体商业地产项目踩了刹车，转而思考集团未来的方向。“商业地产固然有前景，但一些区域已经饱和，一旦选址错误则很难经营。”于是，老童开始从酒店、购物中心业态转向旅游业。

　　2016年，花甲之年的童锦泉没有选择退休，而是披星戴月再出发，“豪掷”200亿元在南太湖之滨的11600亩土地上，欲建设一个集酒店群、古镇、野生动物园、海洋世界、欢乐世界、嬉水世界、马戏城、盆景园、会展中心、湿地公园等业态于一体的巨无霸旅游新城——太湖龙之梦乐园，计划用1000天完工。这座史无前例的旅游综合体，全部建成后总面积达23.48平方公里，规模近4倍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将拥有7家星级酒店、62家客栈、20多栋岛墅酒店、1万间客房的养老公寓，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酒店集群。这一在常人眼里无异于异想天开的未来，在童锦泉的手里将很快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现实。

　　生活上低调质朴的童锦泉，工作上却是决策果断、讲究方法、雷厉风行、事无巨细的代表。这也是为什么他每一次都可以洞察新的机遇，踏准时代的脉搏，进入更大天地的原因。

 

虽不是在绍兴出生，却对乡情异常熟悉

 

　　“我的父母亲都是绍兴人，他们是1934年从绍兴马鞍老家到江苏启东求生的。”虽然不是在绍兴出生，但童锦泉对家乡却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

　　“这里是我爸爸妈妈长大的地方。每次回到这里，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什么叫回家的感觉呢？就是人的思想习惯，就是长期形成的血缘关系。人生过程当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相亲相爱在一起的是谁呢？就是我的父母亲。”老童说，虽然父母已经过世，但吃着梅干菜扣肉长大的他，始终在舌尖上保留了那份浓浓的乡愁。“有时嘴馋了，我会让厨师给我做梅干菜扣肉，但总觉得没有妈妈烧的好吃。”

　　这种血浓于水的联系，不仅在味蕾上，更体现在一种表达方式上。“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虽然我没有在绍兴长大，但这个地方的人情，这里的人们讲话时表达的意思和情绪，我都能很快地理解与融入。这可能就是家乡的味道。在情感中，家乡是最能适应我的。绍兴人的亲情，绍兴人的文化，绍兴人的表达方式，对于我来说，很亲切。”老童说。

　　而这些，正是童锦泉最终选择回家乡投资的一个情感因素。“今天，我带着浓浓的乡情和50多年的从商经验而来，希望能够为家乡的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尽绵薄之力。”今年3月25日，在柯桥区举行的2018年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代表上海长峰集团发言的童锦泉，这样直白地表达着对绍兴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热爱。

　　这个签约仪式就在绍兴龙之梦项目现场举行，这也意味着绍兴龙之梦大厦正式开工建设。这个位于柯桥中纺CBD核心区域的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18482平方米，拟建设主体建筑高度约318米、地下4层、地上72层的龙之梦大厦，总投资53亿元。

　　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绍兴的新地标。

　　“酒店是现实存在的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但也需要用工业化、组合型的创新方法，来突破发展和盈利的瓶颈。”童锦泉坦言，他到柯桥投资，除了出于情怀，也是基于商业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柯桥，能够让2000间客房的组合型酒店拥有市场空间。

　　“前几天，绍兴龙之梦开工的消息在网上发布后，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和点赞，我感到很欣慰，也很踏实。这说明绍兴龙之梦的规划方案和营造方法符合这座城市的未来以及老百姓的期望。”童锦泉说，这个项目能够迅速签约并落地开工，让他切实地感受到了“浙商回归”的温暖，也感受到了家乡人民的淳朴和热情。

 

做旅游产品，打的都是“组合拳”

 

　　“我认为，大众旅游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在巨大的商机面前，老童看到了展示自己创新、统筹能力的机会。这也是他启动太湖龙之梦乐园这个项目的初衷。

　　在他看来，做旅游产品其实不是和竞争对手在比赛，而是始终要想着怎么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比如，我的太湖龙之梦乐园，和迪士尼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理念不同。迪士尼是‘以乐为主’，而我们是以宿为主。我们将酒店、乐园、演艺、购物中心、古镇、生态农业等各种业态打包起来，形成包吃、包住、包接、包送、包玩的‘五包政策’，为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提供放心、透明的一站式服务，解决当下旅游生态中的难点和痛点，提升消费者的旅游舒适度。”童锦泉说。

　　迪士尼的核心竞争力是影视作品积累的各种卡通形象，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其他对手无从模仿，而酒店运营和成本控制是童锦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的商业模式是吸引更多游客来住宿，然后带动整个区域的旅游，而且老人和学生是重点，因为老人有充足时间且可以平衡淡旺季，而学生则可开发研学旅游项目。”童锦泉表示。

　　实际上，几十年来童锦泉屡次向不同的行业进击，每次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这种生产系列组合产品的快乐，童锦泉早在开厂做体育产品时就享受过了。当时，“篮排足乒”等系列产品的一站式策略，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后来上海的龙之梦商业综合体，乃至此次太湖龙之梦乐园，童锦泉的系列组合思维，也一直贯穿其中。

　　“我用共享、节约的精神，把原来旅游产业碎片化的投资方式，用工业化手段集合起来，把凡是老百姓曾经喜欢，现在喜欢和将来可能会喜欢的旅游业态，都组合起来，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建设、一次性建成开业。”他认为，这样的思维同样适应于绍兴旅游的发展。

　　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已经站在了旅游社会的大门口，旅游消费日益成为中国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250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是绍兴人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迎接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绍兴人应当“不忘初心”，用创新精神充分挖掘、展示绍兴深厚的人文底蕴，站到历史的最前沿，拿出勇立潮头的魄力，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讲好绍兴故事、浙江故事。

　　童锦泉说，当前，旅游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旅游产品依然很脆弱。作为政府，应当进行科学规划和积极引导，充分了解旅游产品开发者的能力与初心，不要让打着旅游的幌子来卖房子的“伪旅游产品”搅乱市场，让恭恭敬敬做旅游的开发者打造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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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绍兴刻在我心里    

——访周恩来侄女周秉宜

 

 

 

    周秉宜，生于1944年10月，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系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女儿。1949~1968年期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生活，从小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退休后一直从事周恩来家世、周恩来家庭革命的研究工作。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已发表数十篇周恩来思想研究文章，着有《周恩来家世》（与人合着）等。

    朴素慈善、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这便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她言语不多，轻声细语。只是从她炯炯有神的眼晴和浓黑的眉毛里，人们能隐约看出她与周恩来有些神似。

　　周秉宜自小就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前后近20年。今年74岁的她，一直低调地工作生活，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默默地成为一名周恩来所期望的自食其力、平平凡凡的劳动者。退休以后，她潜心研究周恩来的家世。

 

从小生活在西花厅

总理十分喜欢她

　　周秉宜是1949年来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的。当时，她和姐姐周秉德、哥哥周秉钧一起来到中南海。那一年周秉宜才4岁。小时候的周秉宜，长得白嫩可爱，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切地喊她“咪咪”。

　　从4岁开始，周秉宜就记得，伯父伯母嘱咐自己要做一个普通人，不能有一点“特殊化”。

　　上学以后，周秉宜就成了住校生。周末才能回到伯父伯母身边。周末的时候，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谁有空谁就骑着自行车到幼儿园去接孩子。叔叔们来到学校门口，喊辆三轮车，让孩子们坐车回家。三轮车的车费，当然是总理出的。

　　“那时候，伯父和伯母都有小汽车，但不允许用来接孩子。因为小汽车是国家的，是伯父伯母用来工作的，不能私用。”周秉宜说，这个道理她从小就明白。

　　周秉宜读小学三年级时，国家实行工薪制。伯父伯母马上让周秉宜和其兄妹交伙食费，不能吃公家的。“那时，我们家的费用是总理负担，我们二娘的费用，由伯母负担。各种支出十分严格，不许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周秉宜说。

　　到八一学校上小学后，周秉宜和哥哥弟弟们就再没叔叔接送了，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回家。“从小伯父伯母就要求我们和普通的学生一样，做一个自己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周秉宜说。

　　1955年，周恩来要求孩子们不要老待在中南海，要了解社会，把孩子们送回父母身边，让他们与劳动人民的孩子在一起。直到1961年，周秉宜才重新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生活。周秉宜又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生活了7年。

　　“记得小时候，伯父的工作特别忙，顾不上休息。伯母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总理能有点时间休息，但没人劝得了，怎么办？那时伯母或工作人员就让我们小孩子去叫总理。我时常接到‘任务’，去喊伯父休息。我小时候不爱说话，跑到伯父身边，拉着伯父就向外走，伯父一看是我，就笑呵呵地走出来。有时在西花厅门口走走，有时散步到湖边。”

　　“伯父特别喜欢小孩，他对每个孩子都很好，都一样公平。1949年冬天，六爷爷来了，伯母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让六爷爷看看。六爷爷看着我对伯母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你们要了她吧，孩子小能培养感情。”周秉宜这样和记者谈起自己“过继”的事。

　　“我父亲想把我过继给伯父伯母，让他们身边有个孩子。我七妈也很想要我，但我伯父不同意。1951年秋天，伯父专门将我爸找过去，对我爸说，如果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觉得做伯伯的不公平。伯父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公平，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教育方式，但他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感觉到自己受了委屈。”  

铭记总理的教诲

传承周家好家风

 

　　“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家风和家规，一直成为廉政教育的好教材。

　　“周恩来的家风家规现在人们讲的是十条，其实，这十条是周家亲属总结出来的。当时，伯父伯母并没有条文，但伯父的家规确实很严，他要我们低调，做一个平常人，不搞半点特殊。前面有榜样，我们有什么尾巴可翘的呢？从小我们就知道，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伯父办公室不准进，秘书办公室不准进，这是严格规定的，不能大声吵闹，要保持安静。这是伯母对我的要求，这要求和工作人员是一样的。”说起周恩来家风家规，周秉宜口气庄重。

　　低调、平常、不搞半点特殊。多少年来，周秉宜一直铭记着伯父伯母的教诲，做人做事总是低调、再低调。

　　“作为周恩来的亲人，工作不但得不到关照，还要严格要求。我是学工艺美术的，大学毕业后一直做一名普通编辑。我弟弟秉和，我妹妹秉建，初中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别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落户。伯父很支持他们，热情鼓励他们。在插队落户期间，我弟弟和妹妹应征入伍去当兵了。伯父知道后，命令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为人民服务。村里人这才知道他们是总理的侄儿侄女。秉建1968年到内蒙古，1975年，她上了大学，伯父知道后要求她学习蒙文。秉建后来一直在内蒙古工作，和当地蒙古青年结婚成家，直到1994年才回到北京。秉和一直在延安插队，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自动化。伯父要他学成回到延安，但延安当时没有自动化专业的工作，伯父想让他学习水利，回到延安为延安人民服务。那时，清华大学已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热潮，秉和也没办法去学水利，这样秉和才因自动化专业的分配，留在北京工作。”周秉宜缓缓地讲起了周恩来对他们兄弟姐妹的严格要求。

　　1955年，绍兴有位周家亲戚去北京反映当地的平坟工作，顺便提出要求安排好一点的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他将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周家亲属都找来，召开家庭会议，严肃地说，“我是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周恩来多次提出要平去祖坟，移风易俗，把土地留给农民使用。周恩来去世以后，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的遗嘱，托人平去了绍兴的多处祖坟。多年以后，周秉宜和他的兄弟姐妹来到绍兴，他们到平去的祖坟处去扫墓。无论祖坟情况怎样，他们从不说什么。

　　周秉宜说，伯父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平去祖坟是他生前的嘱咐，我们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就是在传承周家的家风。

　　周秉宜对人和蔼，没有半点总理侄女的架子。这也是深受周恩来言传身教的影响。周秉宜记得，有次周恩来带着她买票去看节目，遇上了总政文化部的陈沂，当时陈沂因事受到处理，但周恩来看到他仍然十分客气，没有一点架子。周恩来一辈子待人真诚，这让周秉宜终身难忘。

 

乐于做一个平凡人

潜心研究周恩来家世

 

　　“我们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封建家庭有很多坏东西，贪污、讲排场，等等，我小时候都见过，所以我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身无产阶级，走一条革命的道路。”周恩来曾这样对后辈说。

　　“乐于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向劳动人民学习，像劳动人民的子弟一样热爱劳动、勤俭朴素。这是伯父的教诲。”周秉宜说。

　　周秉宜长期在《国际贸易》杂志社工作，是一名美术编辑。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按照伯父伯母的标准，我只能给自己打75分。”周秉宜说。

　　  周秉宜没有想过要打着总理的招牌沾光，70多年来，她一直守规矩，讲原则，扎扎实实地做事，不卑不亢，荣辱不惊，按照伯母“夹着尾巴”做人的要求，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退休以后，周秉宜潜心于周恩来家世、周恩来家庭革命研究。她多方收集周恩来家世材料，对周恩来家世的每一个字都反复推敲考证。她多次到绍兴，踏看周恩来祖居、寻访周恩来足迹、周恩来祖坟。为了研究周恩来家世，她还5次到宁波临海，破解周恩来世家迁浙一世祖之谜，并掌握了周恩来研究界长期以为“失踪”的周恩来世家迁浙一世祖、二世祖、三世祖的墓地。

　　在中南海西花厅前后生活了近20年，周秉宜十分熟知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许多日常生活和细节。她时常撰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我写不出伯父惊天动地的大事。实际上，伯父一直很忙，很少有时间管我们，管我们的是伯母。我写回忆文章，只写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我的回忆文章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伯父说过的，就说过，没说过的，多一个字也不写，也不许人家乱添改，我写的是原汁原味的周恩来。”周秉宜说。

　　周秉宜谦虚地告诉记者，她所知道的都只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活上的小事，她写周恩来家世、周恩来对后辈教育的文章，还谈不上是研究。她之所以到74岁了还努力去做这些，就是希望能为“老爷子”多做点什么。

 

“我是绍兴人”

绍兴就是我故乡

 

　　周秉宜到过绍兴10多次，她说，“我是绍兴人，这里是我的故乡。”

　　绍兴就长在周秉宜的心中。从小填写籍贯时，周秉宜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写着“绍兴”两个字，从来没写过别的地方。“不仅我们是这样，我们整个家族都是这样。伯父的堂叔周贻宽住在扬州，他的房子的门口就写着‘浙绍周’三字。绍兴就是我们的家。”周秉宜说。

　　1966年12月，周秉宜第一次来到绍兴，那时她还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大一学生，趁着串连之际，跑到了绍兴，来看一看一直魂牵梦萦的故乡。

　　“当时浙江美术学院一个名叫宋丽的女学生领着我到绍兴，因为那位同学能听懂绍兴话。那天，我去看了周恩来祖居。记得那时的周恩来祖居是公共阅览室，因为是星期天，门是关着的。我没法进去，只在外面看了看。我记得当时祖居外面的情况和现在差不多，只是没有现在整齐。那时劳动路已没水了，但江南水乡的氛围很浓。那次下了雨，城里到处是小桥流水，我们打了把小伞，行走在小巷里，印象特别深。”周秉宜说。

　　那次，周秉宜参观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看了孔乙己的七尺柜台，还看到了绍兴早市，那里有卖鱼虾，卖鸡蛋，还有卖小菜的小贩。“当时有个老大娘，拉住我，说了一通话，我不知道她说什么，那位宋丽同学告诉我，老大娘是让我买她的虾。”周秉宜说。第一次来绍兴后，绍兴就刻在她的心里。

　　周秉宜第二次来到绍兴是1993年，那时她开始研究周恩来家世。自己独住在25元一天的小旅馆里，两个人一个房间。她记得和她同住的是一名开长途汽车的女司机。一晚上，这位女司机都在说开长途车的苦与乐。周秉宜悄悄地来悄悄地走，这便是她的性格，如同绍兴人的性格一样：文静、内敛，不爱张扬。

　　粉墙黛瓦，水乡流韵。绍兴变得越来越美，这让周秉宜感到十分高兴。“绍兴的水美了，城美了，像环城河、迪荡城、镜湖一带，书圣故里、仓桥直街等都十分漂亮，每一次回到故乡，都能看到故乡有新的变化，我从心里感到高兴。记得曾在柯岩风景区里看过一个石碑，上面刻着伯父的话‘我是绍兴人’，这让我感到特别亲切！伯父是说过‘我是绍兴人’！我就是绍兴人，祖籍是不能更改的，绍兴永远都是我的故乡。”周秉宜说。

　　岁月已久，时光如流，她心中的乡情如陈年老酒已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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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研究成果在家乡落地

　　——访绍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

 

 

    金力，1963年3月出生于上海，上虞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1994年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生物医学/遗传学博士学位。2007年6月起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2011年5月起任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遗传学及遗传流行病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和计算生物学。

　　5月11日下午3点，电话接通瞬间，听筒里传来温和的声音。金力教授说，他刚开完会，还没坐定电话便进来了，看来记者是“守候多时”。诙谐的调侃，拉近了采访的距离。早些时候，其助理已传达了记者采访的来意，对于家乡媒体，金力感到很亲切。

　　金力教授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遗传学及遗传流行病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和计算生物学，目前其研究成果多运用于生物医药领域。6月，金力将应邀参加绍兴发展大会，采访便围绕其研究领域和本次发展大会展开。

 

   谈研究

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崛起

 

　　染色体、DNA、基因，这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却常常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物质，蕴藏着人类遗传进化的密码。有关遗传等高冷的知识点，随着科学的普及，正渐渐地被人们关注并熟悉。

　　科学走近大众，正在为一些前沿学科的科研成果从研究室走向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可能。有着深厚的遗传学领域学术积累，从事基因研究多年的金力明显能感觉到这种趋势的推动力。

　　金力目前着力于探索生物医药领域的一些发展方向，这是一条科研与产业化相结合的道路。他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于个体健康的关注度明显提升，这既是对现代医疗的考验，也为医疗在更多领域的探索提供了可能。

　　生物医药，简而言之，是生物技术产业与医药产业的结合。“近些年来，国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投入很大。据我了解，2017年，在该领域投入就已超过IT行业，该领域独角兽企业正在崛起。”金力说。

　　金力所研究的，包括医学遗传学、遗传流行病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和计算生物学等，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一个基础，这些领域的研究，能够推动相关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

　　金力虽身处上海，但密切关注着家乡的变化。他说，绍兴许多产业正在转型，转型的方向很多，但转型考量的角度应该是精准的。做产业布局，一个是要看原来发展的基础，另外一个要看宏观的产业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在绍兴的基础相对薄弱，但我觉得可以进行适当布局，没有小何来大，小的也能长成参天大树。绍兴目前营造的创新创业环境很好，这给很多企业带来机会，没有铺天盖地，就没有顶天立地。”

　　早些年，金力带着团队也考察过上虞杭州湾工业园区、柯桥等地，打算寻求合作机会，建立产业研究院，但未能如愿。“生物医药行业，是以人群服务作为发展方向的，如果一座城市存在市场需求，就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同时，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政策支持，发展会顺利很多。”

　　出于好奇，记者询问了金力有关基因治疗方面的问题。这种新型的治疗手段是否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量？为此，金力解释：“目前医学上基因治疗的运用主要是基因诊断和靶向药物的研发，如部分肿瘤病变，分析其基因构成，研制出靶向药，能够遏制肿瘤细胞再生，这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这其实就是精准医学，这是生物医药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谈家乡

无论到哪，都是风景

 

　　对于本次大会，金力有着很大的期待。“我很高兴能参加绍兴发展大会，一方面通过这次机会，了解家乡的发展，倾听政府在今后发展中的一些思路，同时也想寻找一些合作的可能性。”随着高铁的飞速发展，绍兴和上海的车程大大缩减。金力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就职期间，参与复旦大学实验室建设，曾有过长达数年频繁“两边飞”的生活。在他看来，如有机会参与家乡建设，距离上并不存在问题。

　　“前些年，绍兴推动‘越商回归’，这样的思路很好。在上海，优秀的绍兴人非常多，在科技、学术、投资、基建等领域拥有着众多人才，这就是绍兴的资本。每一个在外打拼的绍兴人，对家乡，总有一份特殊的情感。”金力颇为动情地说。

　　金力现在每年都会回绍兴，除了一些考察活动之外，便是探亲和旅游。“我大哥一家就住在上虞百官。”金力说。

　　去年春节，金力带着家人在探亲之余，游玩了整个绍兴，诸暨、嵊州、新昌相对偏远的地方也去走了走。“绍兴真的很美，不仅是历史文化绚丽多彩，风光也很秀丽，现在农村发展了，面貌也都不一样了，无论到哪里，都是风景。”对金力而言，繁重的工作之余，家乡的风光，成为他放飞身心的一个好去处。

　　金力对于绍兴农村老家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一口水缸。几年前，金力陪父亲回了一趟老家，他终于见到了父亲经常向他提及的至今仍放在老屋里的水缸。因为听说父亲小时候经常爬进缸里玩，金力从小就对这口缸充满好奇，也时常想到老家看看。几年前，本报记者采访金力的时候，金力主动提起这件事，这一次采访，记者刚开口，金力便笑了。“对于家乡的情感，很多都是从长辈们的对话中构建起来的。” 从小在上海长大的金力，对于家乡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我是绍兴人”的概念，在金力的脑海中一直存在。这不由让记者想到了金力所从事的研究。遗传学，回答的不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吗？对于家乡的情愫，从这个角度思考，便越发清晰起来。

　　“事物总是在变与不变中进行的，就像一口水缸，几十年如一日放在那里，而家乡别的风貌，却已大不相同。”金力说。

　　几年前，金力还参与过一项绍兴的民生工程，通过早期生物检测、干预，筛选基因，降低绍兴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病率。在金力的概念里，科学研究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最终的归属必定是服务于大众。这份初心，从金力归国的那一刻起，便埋在了心里。

 

谈人才

“离岸模式”实现引才

 

　　“一座城市要发展，离不开人才，培育本地人才、吸引外地人才、形成人才黏性，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提到人才问题，金力开门见山地讲。

　　提及近几年，全国各大城市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金力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对人才的关注度提升了，人才的价值体现出来了。对一个城市而言，引进人才还需要考虑是否和其发展方向高度契合，通俗来讲，人才是需要为地方发展出力的。一个地方要集聚庞大的人才，要做到人才引进和人才引育双管齐下，同时要改善人群的整体结构，提升当地人才的整体水平。如果人才的基数比较大，那么各领域都能寻求到契合度较高的人才。

　　那么，如何累积人才优势？金力提到了人才的“离岸模式”。“这能够很好地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针对绍兴这样的二线城市，人才‘离岸模式’效果比较好。”金力解释：“绍兴处于高速发展带，区位优势明显，但与此同时，周围存在上海、杭州、宁波几个一线城市，存在人才虹吸效应，可能在人才的引入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绍兴没有人才资源，周边的人才优势都可以借助，通过创立工作站、研究院等，异地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本地进行输出，实现本地的发展目标。这样的模式，在很多跨国企业都有运用。我注意到这些年，绍兴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多有尝试，效果都很不错。”

　　“筑巢引凤，有时候，人才不需要去请，自己便会过来。反其道而行之，人才更加有黏性。企业要考验一个员工的忠诚度，对于一个地区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引才可以认为是把外地的人才引进来，而从另一个层面讲，就是把本地的人才留下来。人服务于一座城市，会考量几个维度，在我看来，地缘性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小到大，社会关系都在这里，人的情感便固定在这里。”金力说。

　　在采访中，金力讲到，复旦大学有很多科研团队，有很多技术成果。在不少城市，复旦大学和当地政府有着很多合作的项目。“像一些前沿的科技创新，无论从资本还是人才上，都是我们自身的团队在投入，我们也希望在把企业做起来的同时，能够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形成产业规模。”金力期望，自己的一些设想能够在家乡生根发芽。

 

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