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祖恩（1907－1992），浙江嵊州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我国气体分离设备工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九三学社杭州市委会第一任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

一、参加革命

1907年农历３月，钱祖恩出生在浙江嵊县长乐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他天资聪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尤其在数理化方面更是出类拔萃。钱祖恩的中学时代正值“五四”运动后，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难深重。钱祖恩受“五四”影响，阅读了“三民主义”等进步书籍，心中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火种。他怀抱着爱国救国的愿望，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新思想鼓舞下，立志学习科学技术。

1924年秋，钱祖恩考入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中三年级插班生，并参加了该校的学术研究会。该会是当时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下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政治活动。

着名的“五卅”惨案发生后，钱祖恩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上海老闸巡捕房门前时，英国巡捕竟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不少游行示威者，其中也有钱祖恩的同学。这一亲身经历的血案，深刻地激发了钱祖恩的爱国情绪，使他对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有了清楚的认识。1926年秋，钱祖恩如愿进入南洋大学本科就读，他选择了该校机械工程学院工学专业。

1927年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篡权，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开始“清党”，重新登记党员，钱祖恩因不满国民党的行为未登记而退出了国民党。从此，他埋首读书，钻研学问。1936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并获工学学士学位。

二、实业救国

大学毕业后，钱祖恩来到哈尔滨东北造船所当技术员。因从事设计工作，他满怀信心地觉得自己可以学以致用，干点专业了。然而好景不长，“九?一八”的炮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碎了他的科学救国之梦。不愿做亡国奴的他，只得携眷南归，另找生路。

1932年１月，钱祖恩回到了家乡嵊县，他看到故乡的孩子因受战争影响而无法上学后，便与同学钱义畲在长乐祥符公祠组织了一个补习学校，免费为失学的学生讲习功课。同年８月，他又返回上海，在上海大中华造船机器厂找到了工作。钱祖恩在该厂设计并制造了蒸气发动机、离心水泵、往复式水泵、手动及汽动起锚机、转舵机、钢板刨边机等机器，他还参加了当时最大的国产轮船大达轮（排水量2000多吨）的制造。这段工作经历大大提高了他的设计水平，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不幸的是1936年春上海大中华造船机器厂被迫停产，钱祖恩再次失业。

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将钱祖恩压跨，1936年5月，他又到浙赣铁路局南萍段工程处担任赣江桥工地工程师，负责樟树大桥建设工地的建筑机械工作。樟树大桥是当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并安装的第一座大桥。钱祖恩充分发辉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大桥工地设计并制造了2台排水量为300吨的浮趸船，用于浮装200吨重的钢梁。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樟树大桥于1937年９月建成并通车。然而，不到一个月，樟树大桥就被日寇的飞机炸毁，钢梁被炸断，桥上４名工人被炸死。这一血案让钱祖恩更加触目惊心地体会到国弱必被人欺，何谈“实业救国”？

 1937年11月，桥工处转移到湘桂铁路衡阳段，准备建造衡阳大桥。因处于战争环境，衡阳大桥工地经常在敌机的轰炸之下，加上钢梁难以进口，建设者仅完成桥墩的基础工程，就又不得不停工。1939年，桥工处不得不撤离衡阳，钱祖恩来到筹建中的柳江机器厂，任副总工程师。该厂建在柳州羊角山区三面环山的一片荒地上，生产的产品有道钉、铁道螺丝、汽车弹簧钢板、汽车配件、蓄电池、车床、牛头刨床等，以满足抗战后方的需要。1941年初，钱祖恩得到新中工程公司的帮助，集资3000元，又合作创办了日新电池厂股份有限公司，他出任经理兼厂长。以制造蓄电池、电极片及其附件为主，由于抗战的需要，他们的产品很快打开了销路，业务蒸蒸日上。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1944年11月，柳州失陷，宜山危急，钱祖恩不得不弃厂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三、大显身手

新中国成立后，钱祖恩欢欣鼓舞，看到了希望。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过去，我虽然从小就想为祖国工业建设尽些力量，但在解放前，我和其他科技人员一样，既无方向，也无前途，过着黑暗、忧愁、耻辱的生活，受尽了战争的苦难。只有在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才有用武之地。” 1950年１月钱祖恩回到杭州任我省最早也是唯一的机器厂??力余铁工厂厂长。他遵照上级的指示，采取“国家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方针，先后主持生产了水利建设需要的闸门以及茶叶机、制砖机、千斤顶等多种产品，为恢复工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在承接富阳闸门时，他说服了365bet开户娱乐_365BET体育投注官网_365bet官方网址的总工程师，提出改进设计，亲自动手制图，为国家节约人民币１亿２千多万元（旧币）。

1950年8月，力余铁工厂与浙江汽车修配厂合并成立浙江铁工厂，由钱祖恩担任厂长。当时，省里为了利用本地大量出产的黄麻生产工农业急需的麻袋，决定兴办颇具规模的麻纺织厂。办麻纺织厂急需两套麻纺织机，当时已有一套从英国进口的设备，共有30种机械、1616个锭子，但还缺一套设备。钱祖恩得知后，建议由他们厂来造。当时的省委书记谭震林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同意了他的意见。为加快进度，决定由浙江铁工厂生产15种麻纺机器，其余15种机械委托上海、无锡两家工厂生产。在钱祖恩的精心组织下，第一套麻纺织机不久就试制成功了，机器的质量达到了要求。一些出产黄麻的兄弟省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向浙江铁工厂订货，于是该厂又生产了７套。事后有人问钱祖恩，你过去没有造过麻纺织机，为什么敢于承担这样的重任，而且任务完成得这么快呢？他说：机械的原理是一样的，过去虽然没有造过麻纺织机，但是我们研究了国外的产品，并进行大胆改进。加上省委领导的支持，所以搞得比较快。

浙江铁工厂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拥有1600名职工的正规机器制造厂了。后来麻纺织机供大于求，工厂面临转产。钱祖恩过去在上海曾安装过进口制氧机，了解制氧机的生产过程，为了工厂的前途，他又主动承担了国家制氧设备的制造任务。厂里专门成立了试制制氧机工作室，钱祖恩兼任室主任。为了能有较多的时间搞技术研究，他还辞去了厂长职务，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经过技术攻关和认真细致的准备，1953年“七·一”前夕，厂里终于试制成一部供空军使用的150个大气压的充氧车（我国第一台自制的制氧机配套产品），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时任省委书记的谭启龙亲自到现场剪彩。接着，在钱祖恩的主持下，浙江铁工厂又在1955年和1956年先后制成了30立方米／时和50立方米／时的成套制氧机。到1958年，还生产出当时国内最大的3350立方米／时大型制氧机，为该厂成为中国第一个空气分离设备专业厂家奠定了基础。浙江铁工厂先后改名为杭州通用机器厂（1953年）、杭州制氧机厂（1957年）。钱祖恩为创立我国空气分离及液化设备制造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8年大跃进开始，我省着手筹建杭州重型机械厂，省委调钱祖恩前去担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生产重型机械，对他是一个新的课题，为了适应新任务，已年逾半百的他除了处理繁忙的工作外，还尽量挤出时间看书学习。在厂党委的领导下，钱祖恩组织全厂科技人员和工人，先后设计、试制和生产了卷扬机、球磨机、破碎机、推土机以及纵向、横向挖沟机等多种产品。1964年还试制成功了２立米挖掘机，经国家鉴定后成批生产，支援了各地的工农业建设。

钱祖恩致力于我省机械工业30年，先后在４个机械厂担任技术和生产上的领导职务，他的工作作风给干部职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敢想敢干，勇于承担重任。只要国家需要，不管任务多么艰苦，他都自告奋勇担负重任。他还大胆放手、扶持技术骨干。在他的主持下，近30年来工厂不仅生产了许多国家需要的产品，还向兄弟厂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技术骨干。他对重要技术问题终是一丝不苟，亲自审查，忘我工作。

四、肝胆相照

钱老于1978年退休以后，仍积极参加有关科技活动，特别是对我省机械工程学会的工作十分热心。他对我省许多机械工厂经过十年浩劫后产品质量普遍下降的状况感到非常痛心，经常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在1979年杭州市机械局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如果哪一个厂在技术上有重大疑难问题需要我参加讨论的话，我一定随叫随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杭州重机厂的产品结构调整和生产发展。

他先后当选为浙江省（第二届）和杭州市（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政协委员会委员以及省科联、科协委员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他把每一次活动都看成是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和教育，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

1956年5月，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筹备委员会成立，钱祖恩被补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同年５月，在九三学社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工委副主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党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他先后当选为九三学社杭州分社第四届委员会、省工委和第一届省委会副主委，九三学社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顾问和参议委员，竭尽已力为坚持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为社组织的巩固发展，为团结推动广大社员及所联系知识分子服务于四化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根据家国统一战线形势任务的需要，1984年，九三学社杭州分社委员会改名为九三学社杭州市委员会，钱祖恩任主委。年已古稀的他，仍忘我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九三学社杭州市委会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积极协助中共党组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大增强了社员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同时举办科普讲座，创办杭州振兴业余科技学校、老年门诊部、建筑设计所等，努力面向社会，发挥科技优势，开创了社务工作新局面。

1992年3月，钱祖恩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８６岁。

钱祖恩为人诚恳磊落，作风踏实，治学严谨，生活俭朴，无论从事技术工作还是民主党派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认真张扬九三学社“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他的一生，目睹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演进，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变革，经受了各个时期的锻炼和考验，从一个单纯的科学（实业）救国论者，逐渐成长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